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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年，唐武宗李炎到唐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左神策军”总部调研考察，表面是以示领导对军队的关心和关怀，实则是李炎向控制军队的宦官团队示好，巩固政权。
左神策总司令仇士良也是场面上的人，趁机请求立碑来提高军队声望，增加政治资本。
武宗李炎应允，命翰林学士崔铉撰文，柳公权书写，命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也即是《神策军碑》。
因为是奉旨书写，柳公权竭尽力，所书之字端庄森严，较之早两年书写的《玄秘塔碑》更为苍劲精练，后世称其为柳公权“生平第一妙迹”。
原碑藏于禁宫重地，外人也极为少见。虽有“碑拓”，但数量极少，主要用来颁赐群臣，但流传不广。
后来，原石碑灭于战火，《神策军碑》自此湮灭人间。
1951年，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收到一个重要文物情报：定居在香港的收藏家陈清华有意出售一部分藏书。
陈清华，湖南祁阳人，是中国收藏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著名藏书家。新中国成立后，估计是信不过政府，陈清华就携部分藏书定居香港，据藏品非常可观和珍贵。
郑局长收到这个消息既兴奋又担心。
兴奋的是陈愿意转让藏品。担心的怕财力不济，无法满足陈清华的胃。那时新中国刚建立，穷得叮当响，有那么点银子都用在最最重要的地方。这购买藏品的事似乎不在此行列。
就在这个时候，更糟糕的消息传来：倭寇也有意欲向陈收购藏品，而且已经三番几次和陈接触。
紧急之下，郑局长直接找到了时任共和国总理的***，将这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
***总理听完汇报，当即就批出了80万元，托付郑局务必让珍贵文物回归故里。
当时80万大概相等于一个中等县一年的财政收入，称得上“巨款”，也足可见我方决心大，志在必得。
得到巨款后，郑局长找了三个重量级人物，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收藏家徐伯郊、国家图书馆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四人组成一个团队和陈清华就购买事宜进行了商谈。
估计没少讲民族恩仇，政治高度和血缘渊源等等，最终才从陈先生手里将收藏品拿下来，并分别在1955年和1965年，两次回购藏书。
1965年那次，以25万元从陈清华手中收回珍贵善本18种，碑帖拓片7种，一共25种102册。
在回购的图书中，除了《蜀石经》、《梦溪笔谈》等精品典籍外，还有一份叫《神策军碑》的古籍。
郑局长异常兴奋，马上组织了专家对《神策军碑》进行了研究和鉴定。
《神策军碑》的内容，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抚降于唐朝的回鹘首领嗢没斯等史实，文约七百余字，但已有二百多字漫漶不清。
专家考证时发现，北宋末期，著名词人李清照的老公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曾著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这与从陈清华手里所得恰好相同。
《金石录》还载：原拓本分装成上下两册，可惜下册已不知去向。由此，《神策军碑》也被专家定为北宋所拓，世上仅存的孤本。
消失了整整一千七百二十二年的《神策军碑》终于重现人间。
此本上册最早归属南宋权相贾似道，贾似道被抄家之后，由宋朝内务府收藏，到了元朝时候，由翰林国史院收藏；元灭后，又由明朝内务府收藏；明亡后，先后由清人孙承泽、梁清标、安仪周、张蓉舫等人递藏，直到最后的收藏家陈清华。
《神策军碑》拓本上，盖了大量的藏书印有和章，也是这个典籍千年流转的印记。
随后，它被秘藏于北京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写就《神策军碑》后，柳公权也来了人生的巅峰，以国宝印象级书法大师存在于世。
847年，唐宣宗李忱即位，给柳公权颁发了“少师”荣誉称号，表彰他对国家的突出贡献。后世有人称柳公权为柳少师。
唐宣宗李忱也非常珍爱柳公权的墨宝，经常将柳公权请到殿前，让他随便写，爱写什么是什么，写完就赏，相当拉风。
858年，宣宗李忱在元旦举行朝会，柳公权年已八十，便在群臣之首向宣宗称颂祝贺，因含元殿较远，柳公权到时因年迈已感疲惫，在称贺之后，本要为宣宗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但柳公权误称“光武和孝”，因此御史弹劾，罚了一季的俸禄。
一年后，为国家服务了53年的柳公权退休，用自己的大半生演绎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也有人攻击他官瘾大，都老得走不动了还不舍得离开岗位。人言可畏，黑白都是一句话。
六年后，也即是公元865年，一代书法大师柳公权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