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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军队退去，安南回到祖国的怀抱，李温继续做他的甩手掌柜，酋龙回云南老家收拾烂摊子，西南很快又恢复到往日平静。
可是，这场拖了近十年的恶斗带来的后遗症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消化的。往后的日子，唐帝国的事情是东窗发完，到西窗，直至到东南西北窗并发。
868年7月，桂林就出事，兵变。
李温他爹统治后期，兵变已经好像去市场买颗白菜那么平常，下面愿意上报的，影响力比较大的，能被记录在案的就有十几次。
当然，要满足以上这些条件都挺难的，相信还有更多大兵还没来得及喊出声就神不知鬼不觉被咔嚓掉。
话虽如此，这次兵变还是比较特别。事发桂林，祸基却是远在千里的江苏徐州。
徐州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宜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感觉上这里的人们应该会是温文尔雅，文人骚客会多一点，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除了宜人的气候外，上天还赋予了徐州特殊的地理位置。
自古徐州便是北国锁钥、南国门户，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由此也造就了这一方风土人情强悍。
来到唐朝，徐州是武宁军区的首府，治下虽只有区区的徐、泗、濠、宿4个州共16个县，但无论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是唐廷的赫赫有名的强军区。
战略上，“控厄河朔”，军事地位突出。
河朔指河北卢龙、成德和魏博三个比较强大的军区。
这仨军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盛产骄兵悍将，干掉领导是家常便饭。安禄山、史思明这俩牛人就都出自这里。二是不鸟中央。军区领导都换了几个家族，也没中央啥事。
习惯成自然，唐廷也把河朔地区看作外国，提起二十分精神来防着。武宁军就是唐廷监视河朔的重要棋子。
政治上，“屏障中原”。
唐的政治中心分布在陕西、河南和江浙一带。武宁正处在三地重心，守卫着唐都腹地一大片的安。
经济上，“沟通江淮”。
武宁军区境内的汴河是漕运的重要段落。
漕运，就是利用水道调运公粮以及各种物资的一种专业运输。这条运输线相当于唐都的生命线，长安城里的大爷们都要靠这个活命。
位置紧要，唐廷一直布重兵于此，军队实力强大。
唐中后期，随着兵役制度的改革，唐的大兵已经不再是以前“府兵制”下服的义务役，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也就是雇佣军或职业军人。
这些职业兵，平时就拿着公务员的固定工资，如若要取得额外收入就得出外征战，多劳多得。
于是，中央和大兵们就默下了一些合同，唐廷在东部的征讨每次都来召武宁军，大兵们也乐意捞些外快，各取所需。
久而久之，身经百战的大兵们不仅武艺技能提升到另一个档次，脾气也成正比例，成倍增长。
他们以“兄弟兵”、“父子兵”、“亲戚兵”等血缘和利益牢固结合在一起，形成世代为戎的军事集团，在军队中形成雄厚的实力，威胁到行政长官。
唐廷对武宁军又爱又恨，既需要借助武宁军的强悍来镇压反动分子，又痛恨这些人搞团队，为非作歹。总体上，对付武宁军的策略还是以安抚为主，打击为辅。
历来，唐廷派到武宁的长官都是一些文官，一来贯彻安抚策略，为了地区稳定考虑；二来估计是幻想着靠文人的温情，感化这些力量与脑力成反比的家伙。
武宁军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有一支两千人的特种部队，勇敢凶悍，分为7军，以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命名，其中以警卫军银刀最为精粹。
虽是军中精锐，但这特种兵却只发展凶悍，没发展道德和修养。军纪败坏，聚众起哄，底线也无，饮酒取乐，要钱要物，花样日日玩，日日新，创意倒是不错。
862年秋天，特种部队闹事，把新任的徐泗行政长官温璋给赶走。
唐廷那会正给南诏揍得找不到北，见这帮犊子没个消停，一怒之下，就把镇压裘甫的刽子手王式，从浙东调过去武宁。
王式的手段声名在外，骄兵悍将也是大为畏惧。
果然，王大人的作风稳如狗。到任后，废话没多，摆了个“鸿门宴”，直接就开杀，凶暴一时的银刀军就这么给抹了脖子。
之后，中央又出了个政策，把武宁军区这毒瘤分割成几个部分：徐州留将士二千人驻守，划给兖海军区；濠州归淮南军区；宿州和泗州合并，定名徐泗道。
一块地分三部分，各自耕，主要目的就是先分后治，化解这些军人集团。
同时，王式又出台了抚慰政策，表示对逃走的银刀余部格外开恩，准予一个月内自首，不再追究。
不过，这些人也不敢相信中央和王大人的鬼话，都藏了起来，干起山大王、洞大王之类的职业，时不时出来抢劫杀人，骚扰政府。
当地政府虽然不堪其扰，但力量有限，也不去碰这硬茬子。
后来几年，南诏攻陷了安南。唐廷着急到处调兵，又想起徐州兵凶悍，就下令徐泗道招募新兵两千人，南下增援。
徐泗道新任长官崔彦曾见时机不错，来了一个调虎离山，大发布告将这些山大王、洞大王都给招安了，给足了盘缠，封官许愿，派出增援。
增援的两千徐泗兵中，有八百人接到了驻防桂林的任务。
机缘巧合，这其中卧虎藏龙，后来叱咤风云的许佶、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强人都是这批人的一员。
桂林兵变正是这八百个刺头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