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七章 梦碎，我想当暴君啊

“哎，纣王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英明神武啊？”李陵抱头痛哭道，“我想当暴君啊，真是梦碎一地……”

商纣王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暴君，与夏桀并论。这一段历史，后人加上幻想元素，写成了《封神演义》，又称为《封神榜》。

不过，很多对帝辛的方面评价，存在历史递增性:先秦文献对他的指责并不多，甚至有些文献称赞商纣王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是难得的英主。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各种各样对他不利的指责越来越多。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曾一针见血地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

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

按照李陵的脑海中的记忆，其实商纣王继位后，早期的治理还是不错的:商纣王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不杀奴隶，发展生产，更新观念，不事鬼神。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

他曾深山练兵，铸造兵器，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使先进的中原文化向淮河、长江流域传播，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

他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殷朝征服东夷后，疆土扩大，农业发展，财粮增多，然后便修建仓库，储粮聚宝。

《竹书纪年》云:“厚赋锐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

这便是“鹿台”的真实面目，原来鹿台就生产储藏赋锐钱粮的地方啊！

“被欺骗了啊！”李陵不得不说宝宝心里苦啊。

谁让《封神榜》中说纣王决意筑鹿台，是为了讨好妲己，游猎赏心。并且言辞凿凿:

“命姜尚监修，姜据理劝谏不受。纣怒欲杀之，姜尚逃遁，弃暗投明，辅佐周室。纣又命心腹崇候虎监工。崇候虎虔诚服从纣王旨意，兴师动众，集各地名匠，‘聚国财宝，整整用了七年时间，一座豪华壮丽的工程才算告竣。”

“还建造了宫廷楼榭数百间，斗拱飞檐，雕梁画栋，富丽堂煌，豪华盖世，纣王携妲己及歌女一连饮乐三日，以示庆贺。”

“污蔑啊，赤果果光溜溜的污蔑啊！”李陵气恼道，关键是妲己还没影呢，要是有妲己在侧，李陵或许怒火稍减。

鹿台已建，美人未至，这是何等的我x啊！

其实李陵也想以纣王的名义，和妲己在鹿台干点少儿不宜的事！你想想，一边领略着大自然的风光，一边和美人嬉笑游乐，兴致一起再来点——“糖”，生活多么甜蜜啊！

按照李陵脑海中接收的纣王记忆，这时候的商朝人口约500-700万，士兵约12至15万，而现代华夏首都一地就有2173万人，是整个庞大王朝总人口的四五倍啊，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说话听点我这是一国之君，然而……”李陵暗自摇摇头不满道，“其实也不过就是个市长的格局！何苦来哉，不就想吃点好的，玩点好的，哪就那么难呢？”

这都怪后人把商纣王说得太不堪了，说起纣王，大家耳熟能详，第一反应就是暴君——他推行的暴政甚至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他的昏庸也让史官们对他狠狠记上了一笔，现在无论是历史，还是在那些影视作品上，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他昏庸的形象。

而纣王这个名字，他每每在人们都口中出现也都是以一种被讥讽的姿态。世人给于他的评价最多的就是残暴嗜血，治国无道、贪婪好色等等。

对于这样的说法，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了质疑，史载纣王自幼便表现的天资不凡，人又聪明懂事，可以说是文武双，在那个时候深得人心，在他的父皇死后，便继承了王位。

然而这一切就要从他接管朝廷后开始变了，变得“众叛亲离”！

当时整个商朝颓势很明显，可谓内忧外患，有着种种很大的弊端，朝堂上的形式也日益严峻，急于呼唤一位强势的君主出现，来稳定朝纲。

纣王在这样的的情况下继位，他强硬的手段很快就将朝堂安稳下来，并且他还制定了许多很好的制度。第一就是他从平民之中选举官员，避免了之前的那些官宦人家的纨绔无能的孩子；第二年就是将当时的世袭制度给予废除，并取得了成功。

然而，正是这些先进的举措，触动了上层贵族集团的利益，然后慢慢演化成了他的失败……

失败的纣王，自然很“合理”地，披上了“荒淫残暴”的形象外衣，这里面少不了敌人的抹黑: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

周人自季历起便大肆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

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

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封神榜》中大名鼎鼎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

但周侯昌并不甘心失败，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

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音“有”）里。

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

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

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

《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

“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神棍。

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

自帝武乙戏弄神祇，“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还有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

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或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

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帝乙在位时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

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次子等等。

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

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的“内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

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

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但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

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

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

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仲，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帮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

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

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抹黑帝辛的第四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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