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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请说‘大海’。”
二条城天守阁里，政事总裁一桥庆喜的宠妾阿芳，闻言对着照相机镜头做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看着有些手舞足蹈的摄影师武藏小金井，久未开颜的庆喜，也不禁露出些许微笑——毕竟，如今政事乱成了一团麻，烦心之余，只有善解人意的阿芳和戏虐的小金井，才能给他带来少许欢乐。
但尽管如此，庆喜心中还是放不下，他就不明白了，事情怎么会窘迫成这样呢？
庆应二年（1866年）年，受庆应凶作和高丽丙寅洋扰的影响，扶桑攘夷风潮再起。
借此良机，庆应三年（1867年）二月，在将军家茂按例上洛，同时六位国是参与齐聚京都的时候，庆喜联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绩一同发难，扶桑政局由此大变。
事后，作为维新派首脑的政事总裁，松平庆永被迫辞职，而庆喜和酒井则分享了权势：
作为朝廷“禁里御守卫总督”的庆喜，又被幕府委任为“政事总裁”兼“大坂城代”;
而出身德川谱代四名家的酒井忠绩，则升任新设的“国内事务总裁”，成了名符其实的幕臣第一人！
至于将军家茂，则被留在京都辅政。
毕竟登基的扶桑新皇才十五岁，不能亲政的他，需要征夷大将军暂且辅佐一年，这不正说明了公武合体的成功么——可怜的家茂，他在老婆和宫的劝说下，是真的信了。
对这样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
庆喜的地位再次超然不说，而且他和会津容保、桑名定敬组成的联盟“一会桑”，这次彻底控制了近畿御领——大坂城代、京都守护加京都所司代，三项役职加起来，畿内筋的六十一万石，就算彻底落入三人的口袋了。
而以酒井为首的幕臣也不吃亏，不但扳倒了以庆永为首的维新派，还把安抚武力攘夷派的苦出差事甩锅给庆喜一系。
按酒井所想，近畿的六十一万石御领，庆喜等人也不可能全部吞下去。
其中三成是旗本名下的领地，这个出产，除非庆喜想自绝于德川家，否则他还得老老实实上缴所得年贡。
另外庆喜的“禁里御守卫总督”，本来每月就要从幕府支取七千五百俵，一年折合下来，也是九万石的份额。
至于大坂的出让，不是还有大坂城番、大坂町奉行嘛，大家互相扯皮也就是了。
再说了，没有足够的好处，庆喜怎么肯帮着沟通朝廷扳倒维新派！
要知道，幕府内部酒井等人有办法，可六位国是参与中，有萨摩、土佐、宇和岛三家，这些诸侯如今可是妥妥的维新一系。
如果这次不是朝廷帮助压制，有这些外援的支持，庆永等人如何肯低头认输。
而庆喜、酒井等人敢发难，而且最终能如愿以偿，其实还是受了三件事的影响：
第一件，是庆应凶作。
因为大批良田被改做桑园、茶园等，庆应元年（1865年），稍微稳当一些的扶桑米价，就又开始飞速上涨。
而到了庆应二年（1866年），虽然有维新一派的勘定奉行堀直秀等人奔走协调，米价还是翻了一倍——当然了，各路有心人士扯后腿的事咱就不提了。
谁让你维新派做主，在庆应二年又和弥尔尼壬（比~利时）、丹墨（丹~麦）、意达里亚三国签约通商，这粮价上涨的黑锅不扣在你们身上，那不是太可惜了。
粮食都被洋人买走了！
因此各地攘夷的风暴又开始高涨，维新派的名声开始狼藉。
至于是不是真的，大家各执一词，没事就扯呗。
其实庆喜、酒井等人都明白，因为生丝、茶叶、白蜡
、樟脑等价格一路高企，这些年扶桑各地粮田不断被转为它用，扶桑的粮荒，到元治元年（1864年）就特别严重了。
以前价格飞涨，是有部分奸商囤积炒作的因素，可在元治元年，粮食是真的开始不够吃了！
当年呢，治政的庆永等人从米人洋商处购来了粮食，才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这个锅其实不是维新派搞出来的。
但溯本寻源，粮荒是开国通商导致的，所以维新派背这个锅，一点也不冤！
第二件对维新派不利的事，就是发生在高丽的“丙寅洋扰”。
庆应二年（1866年）七月，米人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跑到高丽沿海，要求其对外开埠通商。
当时米人做出了诸多蛮横的行为，高丽人一怒之下与之开战，
结果米人眼大手小，令大家莫名惊诧的是，舍门将军号居然被击沉了！
你说说，这“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啊，米人就此丢了大脸。
而且呢，米人虽然叫嚣的厉害，可雷声大雨点小，此事居然好像要不了了之了。
此事传到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高丽能行扶桑也可以嘛。
更为诡异的，则是丙寅洋扰还没完，洋人之后又吃了一个大亏：
因为这一年的春天，高丽大肆捕杀切支丹教徒，其中就有九名佛兰西洋和尚。
可能是受亚罗号之战的鼓励，毕竟张和尚马和尚差不多嘛，因此佛人以七艘战船征高丽。
西洋历1866年10月14日，佛人开始入侵江华岛。
这江华岛呢，是高丽陪都，又是其京城屏障。
本来呢，大家觉得这次高丽惨了，虽然佛兰西人少，即使其不敢大举登陆进攻高丽京城，但江华岛嘛，肯定会被劫掠一空。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直锁国的高丽，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西洋新式军械，就在佛人登岸的当晚，两艘战舰就被炸毁了。
而且呢，增援江华岛的高丽兵马，居然和佛人的陆战队打的有来有往、不亦乐乎。
本来呢，佛人就有后患之忧。
在当年西洋历6月，其就在安南挑起战端，想要侵占永隆、安江、河仙三地。
同样坑爹的是，在退入安南的唐人长发军余部的帮助下，佛人被打得狼狈不堪——尤其是唐人客将首领石亚达，每战皆胜，几乎让佛兰西人闻风丧胆。
因此这次征高丽，佛人欧罗巴官府就不同意，完全是其远东军头自作主张。
可安南不好欺负，就到高丽来找便宜，这纯属长的美想得美啊。
眼见速胜无望——其实是求胜不能，佛兰西人只好怏怏不快地撤离，然后找高丽的宗主唐人严重抗议去了。
高丽在“丙寅洋扰”中战胜了米、佛两国，加上后来安南抵抗佛兰西成功，这让得知此事的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
可这些人威风起来，那坚持开国的维新派不就有难了。
至于最后一件对维新派不利的，自然是扶桑皇帝薨了这件事。
扶桑皇帝虽然一直要求攘夷，但他还是比较明智的，对激进攘夷派一直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另外他还一直坚持公武合体，认为没有幕府的攘夷不能成功。
可庆应二年（1866年）十二月，扶桑皇帝暴病而死，接替他的，是十五岁的皇太子。
而这个皇太子呢，年幼的他信任的是叔叔和外公。
叔叔是谁呢，炽仁亲王，就是和宫的原定夫君，和将军家茂有夺妻之恨。
而其外公中山忠能就更别提了，其满门上下，全都是武力攘夷的狂热者——
文久三年（1863年）的天诛组之变，击毙幕府五条城代官，并纠合十津川乡士进攻大和高取城，这带头大哥就是忠能的儿子、皇太子的舅舅，中山忠光。
因此呢，如今京都小朝廷的风向变了，武力攘夷又成了主流。
总而言之，庆应凶作、丙寅洋扰加朝廷转向，这三件事就是维新派失势的诱因。
可让庆喜万万没想到的是，维新派是倒台了，可得势的自己面对的局面，还不是维新派当政时呢——但这次，黑锅就得自己抗了。
其实，这事谁也没想到，之前维新派举步维艰，可换了人之后，那还不如人家维新派呢。
庆应三年（1867年）二月底，政事总裁庆永辞职。
四月初，返回江户的国内事务总裁，播磨国姫路藩谱代大名酒井忠绩，代理幕臣的他开始清理维新派幕臣：
政事总裁庆永倒了，那他的心腹们，桥本纲纪、三冈八郎自然和横井时存一样，都回越前福井啃老米饭了；
之前主持签署弥尔尼壬、丹墨、意达里亚三国通商约定的外国惣奉行，堀利熙，他被迫隐居；
原留守居井户弘道，被命令退隐；
军舰奉行冈部长常、中滨万次郎离职待命，转入旗本寄合；
歩兵奉行村田永敏被转入讲武所做学头；
中途反水的维新派幕臣永井尚志，被提升为大目付；
水野忠徳及时投诚，大目付之位得以保留；
好不容易重新成为大目付的驹井朝温，被降为勘定奉行；
勘定奉行竹内保德、岩濑忠震，被明升暗降为西丸留守居；
神奈川奉行大久保利济，因过份交接洋人、有辱扶桑体统，减封加永蛰居。
……
算上之前辞职的庆永和病死的两位留守居堀利坚、伊泽政义，维新派近乎全面失势。
但是呢，实话实话，国内事务总裁酒井等人下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
首先，对维新派的处罚都不重。
不光没有剥夺家名这样的重罚，连严惩都都很少——除了大久保利济，倒霉的他被杀鸡儆猴了，但永蛰居也没剥夺大久保家的旗本地位。
其次呢，漏网之鱼也有几条，比如江户南北町奉行小栗忠顺、井上清直、勘定奉行堀直秀和外国奉行川路圣谟。
而且呢，维新派还有升职的，比如堀利熙的儿子堀利孟，小小年纪就被提拔为大目付。
但堀利熙被迫隐居，堀利孟哪里肯做大目付，不怕被人阴死啊。
可无论堀利孟如何推脱，最后他还是被任命为作事奉行。
说白了，酒井等保守幕臣还是认可维新一系的能力的，因此只是进行了小惩大诫：
希望他们能知情识趣，别再搞什么“原领奉还”这样过激的革新了。
如果肯识时务和光同尘，那以后还可以出来做事嘛。
而且，维新派的根基，是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来访后，涌现出的大将能臣，这些人不是做过海防挂，就是出身于长崎奉行、浦贺奉行、箱馆奉行等重要役职。
如果真的一网打尽，那恐怕幕府的新政就搞不下去了——不变则死，其实酒井等人也知道这个道理。
可问题是，这以谁为主，那得分清楚啊，如果旗本地位动摇甚至不保，那维新成功了，又能如何？
完全和我们没关系了不是。
可这批维新幕臣的失势,随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毕竟，酒井等人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维新幕臣这一缺失，洋人的压力那可是难以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