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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三年（1863年）十月二十五日，直秀亲自拜访好友小栗忠顺，名义上为的是三国炮击下关一事，可其实则是由于幕政革新已经到了重要的关口，直秀不得不来、不敢不来、早晚而已：
去年，也就是文久二年，因开埠导致的物价沸腾，使扶桑攘夷之风极为炽烈，齐昭一系的势力卷土重来，不但控制了幕政大权，之后更是启动了文久更新。
之后在文久三年，公武合体正式启动，征夷大将军家茂二月十三日上洛，三月四日抵达京都，与朝廷、诸侯共议大计。
文久三年（1863年）四月二十三日，将军家茂在京都宣告，五月十日起全扶桑攘夷开始，将与西洋诸国磋商，逐步取消对外通商。
五月十日，长州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米人商船“彭布罗克”号，在通过下关海峡的时候遭到了长州的炮击。
之后，长州威风了一阵子，“与米、兰、佛舰战，凡五回，互有胜败”。
但结局很快到来了，六月底英、佛、米三国十艘战舰炮击下关，长州毛利家大败。
七月中旬，西洋诸强以三国炮击下关为题，要求幕府要么赔款要么加大开埠力度。
对此直秀表示，我也很无奈啊，计划没有变化快——原本六月底该发生的是萨英之战，而四国炮击下关么，则是明年发生的事情。
而且更让他大跌眼镜的是，虽然将军上洛的结果依然不妙，将军后见庆喜果然带人跳反，然后各方一起把幕府挤兑的不轻，但与直秀原本的世界相比，其中却有三个重大变化发生：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幕府政事总裁庆永和将军后见庆喜身上。
是的，惯性很大，庆永到底是把“大老”辞了，然后做了新设的“政事总裁”，而且呢，会津松平家主容保，也成了同样新设的“京都守护”。
而变化呢，则是这次庆永没被庆喜挤兑辞职，更没跑回老家越前福井搞什么“举藩上洛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要一举压制激进攘夷派，然后继续推进公武合体，以期稳妥攘夷。
因为庆永没有采取过激行动，之后的和历五月，庆喜也没借口跑回江户——原本庆永三月辞职，趁将军家茂留在京都之际，五月庆喜跑回了江户，以大权独揽之姿态，大肆清洗了反对者。
之后发生的第二个大变化，就是将军家茂脱身的方式不同。
在直秀的原本世界里，对公武合体充满期望的将军家茂，他上洛之后，不但遭到了庆喜的背刺，而且还被公卿、诸侯围攻，结果迫不得已只好同意立即攘夷。
但攘是讓，幕府给自己和诸侯留了个口子，横滨锁港可以马上开始交涉，但动武则要慎重，“彼来袭必攘扫之，我进取则不可开战端”。
而变化呢，则是发生在宣布攘夷之后。
当时，小朝廷、攘夷诸侯，尤其是庆喜一系，依旧百般纠缠，就是不让将军家茂回江户，最终导致家茂还是被拖到六月十三日才脱身。
但这回有庆永在，就没用幕府从江户派兵救驾。
家茂上洛不是自带了三千幕兵么，和会津一起上洛的白主松平家也有一千虎狼，当将军和政事总裁都下定决心要走的时候，四千人联手，愣是生生没人敢拦着。
而不敢动手的原因，则是北地兵在京都耀武扬威以久，各家都不敢正面相抗。
按一贯眼高于顶的佐贺锅岛家主齐正的说法：
“佐贺兵一个能打寻常藩兵三个，而北地兵嘛，则一千能打一万！”
当然了，这个说法公卿、诸侯都不怎么赞同，认为悬殊没有这么大。
可真要动手，打不打得过，这各家确实也犯嘀咕：
一个嘛，能打不能看身材就知道了。
原来，江户时代有茹素的风俗，也就是大家普遍食素。当然不是所有的肉都不吃，如鱼类、鸭子和野味像鹿肉等还是可以吃。
这里面的原因呢，有三个，幕府的“怜生类令”、佛教传播和当时的经济条件——穷的叮当响，就算想吃肉也吃不起啊。
这基因、饮食习惯先不谈，就这一个营养不良不就要命了。
后世有资料显示，江户幕府时期男平均身高是，男1米58、女1米38——这个1米38，实在难以无法想象。
而且呢，矮还好说，瘦弱就更难办了。
根据当时的照片，平民和武士基本都两颊深陷、面色铁青兼仙风道骨（瘦骨伶仃）。
当时分辨身份，除了排场、衣着和带不带刀，另外就是靠肤色和体态，尤其是体态——毕竟脸白可以涂粉也可以是饿的，但富态富态，不富贵哪有这样的姿态。
当然，公卿、武士、豪商和豪农好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如今是幕末，这天灾人祸的，大肆攘夷不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过不下去了嘛。
可北地兵就没这回事了，尽管不能说人高马大，但人矮马大还是称的起的。
原因嘛，一个是能吃饱，二一个嘛，牛羊肉虽然也吃不起，可鸡卵、海豹肉、鲸鱼肉及各类渔产，这些能管够啊。
就冲这一点，北地兵的整体身体素质就是扶桑第一！
别的不说，就冲这一点，不但各藩兵马自惭形秽，连姑娘们也爱和北地兵接亲——文久二年（1862年）九月底，会津、白主入京都，到文久三年六月十三日离开大坂，这不到一年，北地兵全部脱单了！
说起来，这虾夷地、北虾夷地一直在移民，因此这男女比例一直成问题，大小伙子要接亲，很多只能从外面打主意。
这次上洛，白主安排的足轻就大都是单身的，只是没想到，事情能这么容易：
根本不用费劲，找啥仲人、牙婆，只不过是放出声去，然后很快就有父亲、兄弟过来打听。
等当事人见个面，采纳一交、办个缘结，然后往白主的船上一送，这事就成了。甚至呢，还有全家跟女儿一起移民北地的。
至于第二个打不过的原因，当然是军备远远不如了。
北地兵的鼻烟壶枪当然是扶桑第一等，可钢盔、短皮靴、西洋军服，才是各家藩兵崔头丧气的主要原因——看看自己头上的斗笠，脚下的草鞋，这一比不就是乞食穿的嘛，没动手就先输了一半。
最后不敢动手的原因，则是人心向背。
尽管将军后见庆喜手段高明，这拉拢的诸侯人多势众，而且坐地虎公卿也跟着推波助澜，但近畿尤其是京都民众，却心向北地兵。
这样的结果，一个是因为诸侯也是外来户，另一个嘛，则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任凭公卿、和尚、神官怎么污蔑，这大家都有眼睛，看到的和听到的不一样，那当然以眼见为实了。
自会津、白主两家上洛后，军纪严明，称的上是秋毫无犯。
原本京都浪士横行，这些野武士良莠不齐，吃东西不给钱是常事，甚至为了找游女，这强盗抢夺也时有发生，至于欺男霸女，自然也不必说。
因此，会津、白主稳定了市井，对此大部分町民是感激的。
而且不仅如此，两家还清除了町方内的一批往日鱼肉百姓的蛀虫，堪称大快人心。
甚至到了后来，因上洛的诸侯日多，京都又混乱起来，两家索性又建立了火附盗贼改方。
在加强两方武备的同时，还彻底整顿了町民的自卫组织“组合辻番”：
不但要求民间五人组重新推荐良家子担当，还由白主藩兵亲自教导这些人。只要通过考察的，一律配发滑膛铁炮，以足轻格隶属于京都守护所——当然，工钱还是町负担。
原本组合辻番虽然是自卫组织，但其中浑浊不清，如今整顿一新不说，而且又有了正式的名目，这对维护本地安稳、收拢人心都大有裨益。
除了以上维系安定的功劳，会津、白主的其它措施也在民间颇受拥戴。
因开埠以来生丝上涨，京都的西阵织日渐衰微，倒闭的商家比比皆是。失去做工机会的织工们，光在开埠的当年（1859年），就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骚动。
会津、白主上洛后，找来豪商扶持原本的商家，资助钱粮、更换机械。
本来各家还有疑虑，但四季屋等承诺包销，也就是生产出来多少，只要合格就全部按定价收购。
消息传出，原本的数万织工奔走相告，京都町民风气为之一振。
而且除了织工，会津、白主也绞尽脑汁改善民生：
原本民间的纺纱织布，因为廉价的洋纱洋布冲击，大半废止。可京都守护所找来的豪商，大力推行手工制作，刺绣、编织线毯毛毯，这些只要达到样品标准，也一律包销。
虽然数量没多少，样式也奇模怪样，但所有材料都不用自己出，因此町民也没啥可担心的——闲着不也是闲着么。
至于其它产业，也有受扶持的。
只是京都和江户一样，很多町民靠的是服务外来人口，只不过江户是靠的是各藩参觐交代的武士老爷，京都靠的是来参觐寺庙、神宫的平民。可如今扶桑动荡，平民活着就不错了，那有余钱到江户朝拜。
因此，京都市井还是非常困顿萧条。
但会津、白主两家的这些努力，民众都看在心里，因此还是非常感激的。
尤其是驻扎在壬生村的白主藩兵，不但出售廉价的鱼干和粮食，教导大家农学、手工，还经常低价甚至免费义诊，甚至介绍移民北地的路子，因此民声犹为好，简直就是交口称赞。
因此，当庆永决定护着将军家茂前往大坂时，以白主为先锋——因为名声好、实力强劲，诸侯都不愿意动手阻拦。尤其是会津藩，当将军后见庆喜劝容保以大事为重时，容保和手下都予以拒绝，“轻征义师，其名不正。”
这样，政事总裁庆永没辞职导致庆喜没机会独揽幕政，而将军家茂也轻易脱身，两件事后，那第三个大变化的发生就顺利成章了：
六月底，三国炮击下关，长州大败，才宣布不到两个月，攘夷就遇到了重大挫折。
此时依然留在京都的庆喜，他依然支持攘夷；可七月中旬回到江户的家茂，在庆永及群臣的支持下，毅然做出来和原本相反的决定，宣布暂缓横滨锁港。
这个变化，使幕府提前走向了东西分离：
继承了齐昭攘夷声望的庆喜，在失去了幕府方面的支持后，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八月十八日，庆喜联合会津等诸侯二十七家，将七位公卿、长州藩兵和浪士，总计一千余人，赶出了京都。
自此，庆喜放弃了武力攘夷的旗号，和京都小朝廷及支持他的诸侯紧密合作，开始与江户一方隐然对峙。
而幕府呢，虽然没有正式废弃公武合体，但联合诸侯，走上了通过文久革新自救的道路。
其中的重要人物，出使欧罗巴归来的小栗忠顺，从文久二年年底开始，历经十月的酝酿，此时亦然将《扶桑殖产兴业建议》彻底传播开来。
因此，文久三年（1863年）十月，当直秀登门小栗宅邸的时候，扶桑的走向，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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