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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历史上，万历有一个不算好的童年，因为出生前，自己的奶奶便失宠，以至于自己的父亲裕王朱载垕，也就是后来的隆庆帝也跟着不受待见。..cop>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
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结果朱翊钧长到好几岁了都没人敢给他取大名。
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但嘉靖皇帝的三个儿子中前二个早早夭折，只有第三子朱载垕幸存下来，所以当嘉靖皇帝死了之后，朱载垕毫无争议地成为大明王朝的新任继承者。
老爸成了皇帝，儿子自然没人再敢轻视了，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的地位也才算彻底得到了改变。但朱载垕似乎也遗传了嘉庆皇帝的某些传统：几个儿子中老大老二早早夭拆，位列第三位的朱翊钧也成了皇位的当然继承人。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
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来做。
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
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冯保就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把自视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万历朝的前10年，朱翊钧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字太岳）。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
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
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朱翊钧的老师、万历第一任内阁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过世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
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酒色的过度，使朱翊钧的身体极为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
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糊涂、迂腐）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
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尚处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
朱翊钧亲政后，励精图治，每天治理朝政十余个小时。..co废黜考成法等张居正改革中弊政，安抚流民，减少徭税，大大减缓社会矛盾。万历十三年（1585年）时，北京干旱，朱翊钧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
从万历九年（158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而已”。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
。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部法追论”。
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
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他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同样也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朱翊钧果断决定平叛。
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仅靠近明朝边境义州一带尚存。朝鲜危急，请求明朝援助，“请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朱翊钧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将侵朝日军撤出朝鲜，明军战胜而归。
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朱翊钧派兵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后金。女真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伤十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燕京，指现在的北京。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及在一些古籍中、文学小说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其经济力量强于英国。而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并且拥有了比较强大的力量，为不久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基础。当一种社会制度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时，就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地，就会阻碍社会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已经阻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而当时明朝的经济强于英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封建制度更加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之所以中国没有爆发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第二，国家暴力机器过于强大。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是处在被抑制的状态中。而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罢朝导致了政府的监管力度减弱，使处于被抑制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的春天，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自张居正死后，万历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
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
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朱翊钧批复同意。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而清人则多不了解详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并拔高为明代一大恶政，甚至就此写入《明史》。后人则更多将此附会，并假想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蜗牛深知万历被酒色掏空了身体，因而非常注意养身，修真虽然没有马上返老还童，但是国师将虚弱的身体治好，让蜗牛有时间进行修炼，所以每日蜗牛坚持不懈，勤于练功。
冯保
冯保(1543-1583年)，字永亭，号双林，衡水市赵家圈乡冯家村人。明代太监。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隆庆初年掌管东厂兼理御马监。万历皇帝即位，历任司礼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穆宗驾崩时成为顾命大臣。掌权后支持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局面。冯保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他在司礼监监刻了《启蒙集》、《帝鉴图说》、《四书》等很多书。最后冯保因为明神宗对他的忌恨被放逐到南京，后因病而死，家产亦被抄收。
人物生平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河北深县人，明朝太监，一代贤宦，明朝著名的改革家，首辅张居正的政治盟友。[1]
嘉靖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年)提督东厂，御马监。万历六年(1578年)，冯保在《清明上河图》上题跋，自署官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司礼监太监“，兼总内外，权倾一时。
冯保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在司礼监任上刻了许多书，如《启蒙集》、《四书》、《书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经书音释》等，直至崇祯年间，还在宫中流传。他的书法颇佳，通乐理、擅弹琴，并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酌中志卷五》)。
万历四年(1576年)五月，冯保会同三法司进行国“大热审“，平反昭雪了许多冤狱(同前引)。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冯保病逝于南京。冯保的弟弟冯佑、侄子冯邦宁削职后死于狱中。
他的政治盟友张居正评价他:“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听为“大写字“而不名。“(《司礼监太监冯公豫作寿藏记》)
人物事迹
登上权力舞台
不知何时阉割入宫。嘉靖中。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当时司礼监缺一名掌印太监，按资历应由冯保升任，但穆宗不喜欢他。大学士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掌印司礼监。等到陈洪罢职，高拱又推荐掌管尚膳监的孟冲补缺。按照规定，孟冲是没有资格掌管司礼监的，冯保因此痛恨高拱。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冯保受帝托孤，与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高仪同为神宗顾命大臣。
万历元年(1573年)，十岁的神宗皇帝朱翊钧登基以后，冯保进一步受到重用，他由秉笔太监晋升为掌印太监，协理李太后负责小皇帝的教育。神宗称冯保为“大伴“，惧他三分。
神宗登基仪式上，冯保始终站立在御座旁边，满朝文武大为震惊，并心生不满。高拱见冯保权力越来越大，心里不能容忍，授意阁臣提出“还政于内阁“的口号，组织一批大臣上书弹劾他。冯保抓住高拱曾在穆宗病故后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把柄，向皇后和皇贵妃告状，高拱因此被革职回家闲住。支持高拱的一批大臣也被查办。
王大臣事件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神宗皇帝清晨出宫视朝，被一名叫王大臣的男子冲撞。皇帝侍卫将王大臣擒获后，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随后由皇帝下旨，押送东厂审问。
冯保借机构陷高拱，暗地里嘱咐王大臣，要他假认是高拱所指使。一时之间，谋刺皇帝的谣言迅速传开，朝廷各科道官员人人自危，不敢贸然上疏替高拱辩冤。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吏部尚书杨博则挺身而出，坚决要求将王大臣案由刑部、督察院与东厂共同审理。张居正迫于压力，只好上疏神宗皇帝，下旨让冯保会同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会审。高拱因此被洗刷了冤情，王大臣则被处以死刑。
王大臣一案使得冯保惹恼了朝中众多大臣，大家都对他诬陷高拱的险恶行径嗤之以鼻。而张居正却因此牢牢地坐稳了首辅这把交椅。
辅政事绩
张居正成为首辅，在取得太后、皇帝的支持，和内相冯保的配合下，亲政了多年，并推行了“一条鞭“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他裁减冗员，减少支出，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的局面。张居正固然有大才，但之所以能被委任内阁首辅，施展政治报负，是因为有冯保的力支持。但是，冯保贪财好货，广收贿赂，张居正也曾送给他不少宝物。冯保后来又花费巨款，给自己建造了生祠，张居正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对他歌颂不已。
神宗曾赐象牙图章与冯保，内刻“光明正大“、“尔惟盐梅“、“汝作舟楫“、“鱼水相逢“、“风云际会“，更“直以宰相待之“(《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后来，冯保更加骄横，即使皇帝有所赏罚，冯保不开口，谁也不敢执行。
但冯保也常常做一些识大体的事。如内阁产白莲花、翰林院有双白燕，张居正弄来给皇帝赏玩，冯保派人对张居正说:“皇帝年幼，不应该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使皇帝贪玩。“又能约束其子弟，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京中百姓也觉得冯保此人不错。
埋下祸根
神宗十八岁时，曾经醉酒调戏宫女。冯保向太后告状。太后愤怒之余，差点废掉神宗帝位。太后命张居正上疏切谏，并替皇帝起草“罪己诏“，又罚他在慈宁宫罚跪六个小时，皇帝因此对冯保、张居正怀恨在心。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死于任上。临终奏疏，推荐他的主考官潘晟进入内阁。冯保派人把他召来。御史雷士桢、王国，给事中王继光相继说他不可任用，潘晟就中途上疏推辞。内阁张四维估计申时行不肯处在潘晟的下面，就起草意见答应此事，皇帝立即回答可以。冯保当时生病，辱骂道:“我小病，就没有我吗“
皇太子出生，冯保想封伯爵，张四维用没有先例来责难他，计划给他的弟侄一个做都督佥事的官职。冯保发怒说:“你靠谁得到今日，却背叛我!“
御史郭惟贤请求召用吴中行等人，冯保责备他同侈相庇护，把他贬谪。
权宦末路
万历十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重点在徐爵与冯保挟诈犯法。其它罪状有:
永宁公主选婚，冯保接受梁国柱万金贿赂，明知其子短寿且确实有病，却曲意庇护。结果成婚之时，梁“鼻血双下，沾湿袍袂“，大婚后一个月，竟一命呜呼，致使公主几年后亦郁郁病死。
二十四宦官中已去世的，凡是钱财多者，冯保都封锁其房屋，搜寻家资一空。只捡其寻常之物献给皇上，而把金珠重宝据有已有。
冯保的宅第店房遍布京中，不可胜数。他在北山口造了坟地。花园的壮丽，可与西苑(嘉靖皇帝曾长期居住并办公的地方)媲美。而盖在原籍的房子有五千多间，连郡跨县，无论规模还是华美程度，都跟王居不相上下。
此时太后还政给皇帝已经很久。冯保失去了依靠，皇帝又冯保大寿礼品图对冯保积了很多怒气。东宫老太监张鲸，张诚趁机陈述冯保的过错和罪恶，请求皇帝打发冯保去闲住。神宗还是害怕他，说:“如果大伴走上殿来，我如何办“张鲸说:“既然有了圣旨，哪敢再进宫殿!“神宗就听从了张鲸的话，在圣旨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随后展开查抄冯保家产的动作，发配他往南京孝陵种菜。
之后，冯保“谪死于南留都，葬于皇厂。林木森然，巍峨佳城……“(《酌中志卷五》)。
冯保的弟弟冯佑、侄子冯邦宁都是都督，削职后又遭逮捕，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死于狱中。
与张居正
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在北京电视台热播，剧中描绘了万历万历首辅张居正初年张居正改革、意图中兴的宏大历史场景，万历帝与首辅张居正之间的君臣、师徒关系，让观众感慨不已、扼腕三叹。隆庆皇帝驾崩，万历帝朱翊钧冲龄即位，高拱、张居正、高仪等为顾命大臣。万历帝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登基大典上，司礼监太监冯保始终站在万历帝的宝座旁边，令文武百官大为震惊。人们纷纷猜测冯保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将会给风雨飘摇中的明朝带来怎样的影响[1]
冯保是河北深县人，在嘉靖朝入宫，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年)，提督东厂，并兼掌御马监事务。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空缺，按照资历应由冯保担任，但是隆庆帝并不欣赏冯保。大学士高拱推荐御用监的太监陈洪出任该职，冯保从此对高拱产生怨恨。等到陈洪被罢免，高拱又推荐了孟冲，这让冯保更为恼火。孟冲是尚膳监的太监，按规定是不能够担当司礼监职务的。于是冯保开始结交张居正，谋划如何除去高拱。张居正也正有此意，两个人的同盟关系日益紧密。一次隆庆帝生病，冯保秘密通知张居正起草遗诏，这件事情被高拱发现，当面责问张居正:“现在是我主持政局，为什么你独自与内臣草拟遗诏“高拱也更加厌恶冯保，开始思量如何把他赶出紫禁城。
隆庆帝驾崩后，冯保找到李太后告状，诉说孟冲如何在高拱的指使下获得的司礼监职位。冯保又将自己也列入顾命大臣之列，在登基大典上有资格站在皇帝宝座旁边。冯保既掌管司礼监，又提督东厂，手握皇宫内外大权，不可一世。在隆庆帝驾崩的时候，高拱曾经在阁中非常悲痛地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利用机会对李太后说:“高拱独掌朝纲，目无天子，曾当着百官的面说，一个10岁的孩子，怎么能够当一国之主呢“李太后听了很害怕，担心高拱专权，威胁皇位，小皇帝也闻之变色。第二天召文武百官入朝，宣读太后与皇帝的诏令。高拱以为诏书是要驱逐冯保，也急忙入宫。等到宣读诏书的时候，诏书中列出高拱的多项罪名，并责令高拱立即出京，返回原籍。这是高拱从未想到的，他作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在先帝驾崩后立即遭到驱逐。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高拱一下子坐倒在朝堂上，不能站起。张居正把他扶起来，送上一辆骡车直出宣武门，离开北京。高拱被驱逐出京城后，冯保的怨恨仍然没有消除，他想置高拱于死地，未能得逞。
冯保与小皇帝的关系密切，10岁的万历帝称冯保为“大伴“，冯保负责照顾皇帝的教育和日常起居，常把皇帝的一些情况汇报给太后。李太后管教小皇帝十分严格，因此万历帝也十分害怕冯保。有次小皇帝正与小太监们玩，看到冯保来了，急忙停下来、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万历帝夜游西内，歌舞饮酒，纵情享乐，冯保暗中向太后报告此事。李太后一直希望万历帝能有所作为，不想他贪图享乐。急忙召小皇帝前来责问，并罚他长跪，让他下一道罪己诏。小皇帝自知事情做得不对，又看到母亲如此生气，十分害怕。冯保让张居正草拟罪己诏，罪己诏的言辞有些过于严厉，万历帝看后万分羞愧，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是迫于太后的压力，不得不诏告天下。这也为日后冯保被逐出宫廷，埋下伏笔。
冯保善琴能书，他收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在上面题跋，自署官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监事司礼监太监“。万历帝屡赐牙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盐梅“，曰“汝作舟楫“，曰“鱼水相逢“，曰“风云际会“，对待冯保十分尊重。后来冯保更加张扬，皇帝对臣下有所赏罚，如果冯保不点头，其他人就不敢执行。冯保在宫内倚仗太后势力，在朝中倚靠张居正的权势，万历帝也没有办法驱逐他。
但是冯保也能够积极劝导小皇帝，张居正将内阁盛开的白莲和翰林院的白燕进献给万历帝，冯保派人跟张居正讲:“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冯保还能够约束子弟，不在京城横行为恶，得到京城百姓的认可。
后来太后归政，万历帝乾纲独断，冯保失去了依靠，皇帝对他积累的愤怒即将爆发。太监张鲸、张诚常常利用机会向皇帝报告冯保的过失，让皇帝责令冯保回乡养老。万历帝对冯保的畏惧感仍然很强，对他们说:“如果大伴上殿来问这件事，朕该怎么办啊“张鲸说:“既然下旨将他驱逐，他哪里还敢入宫见您呢“于是万历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下决心驱逐冯保。此时有御史弹劾冯保，皇帝就让冯保奉旨离开北京，到南京居住。在冯保死后，他的弟弟被削职下狱。冯保的家产被查抄，搜出金银百余万两，各种瑰丽珍宝不计其数。
史籍记载
冯保，深州人。
穆宗甫崩，保言于后妃，斥孟冲而夺其位，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及帝登极，保升立宝座旁不下，举朝大骇。保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势益张。拱讽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交章数其奸，而给事中雒遵、陆树德又特疏论列，拱意疏下即拟旨逐保。而保匿其疏，亟与居正定谋，遂逐拱去。
初，穆宗崩，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谮于后妃曰:“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迨拱去，保憾犹未释。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保欲缘此族拱，与居正谋，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许之。逾日，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鞫而罢。会廷臣杨博、葛守礼等保待之，居正亦迫众议微讽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喑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由是举朝皆恶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进。
慈圣太后遇帝严。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所昵孙海、客用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屡诱帝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又数进奇巧之物，帝深宠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责。帝长跪受教，惶惧甚。保属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令颁示阁臣。词过挹损，帝年已十八，览之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谏。又缘保意劾去司礼秉笔孙德秀、温太及掌兵伏局周海，而令诸内侍俱自陈。由是保所不悦者，斥退殆尽，时八年十一月也。
保善琴能书。帝屡赐牙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盐梅“，曰“汝作舟楫“，曰“鱼水相逢“，曰“风云际会“，所以待之甚隆。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帝积不能堪，而保内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居正以进。保使使谓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
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然保性贪，其私人锦衣指挥徐爵、内官张大受，为保、居正交关语言。且数用计使两人相疑，旋复相好，两人皆在爵术中。事与筹画，因恃势招权利，大臣亦多与通。爵夜至禁门，守卫者不敢诘，其横如此。居正之夺情及杖吴中行等，保有力焉。已而居正死，其党益结保自固。居正以遗疏荐其座主潘晟入阁，保即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桢、王国，给事中王继光相继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辞。内阁张四维度申时行不肯为晟下，拟旨允之，帝即报可。保时病起，诟曰:“我小恙，遽无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维以无故事难之，拟荫弟侄一人都督佥事。保怒曰:“尔由谁得今日，而负我!“御史郭惟贤请召用吴中行等，保责其党护，谪之。吏部尚书王国光罢，保辄用其乡人梁梦龙代。爵、大受等窃权如故。
然是时太后久归政，保失所倚，帝又积怒保。东宫旧阉张鲸、张诚间乘陈其过恶，请令闲住。帝犹畏之，曰:“若大伴上殿来，朕奈何“鲸曰:“既有旨，安敢复入。“乃从之。会御史李植、江东之弹章入，遂谪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大受其党周海、何忠等八人，贬小火者，司香孝陵。爵与大受子，烟瘴永戍。尽籍其家，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
保之发南京也，太后问故。帝曰:“老奴为张居正所惑，无他过，行且召还。“时潞王将婚，所需珠宝未备，太后间以为言。帝曰:“年来无耻臣僚，尽货以献张、冯二家，其价骤贵。“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窃而逃，未能尽得也。“而其时，锦衣都督刘守有与僚属张昭、庞清、冯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隐没，得罪。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才能
冯保为人风雅，精于琴艺、书法。万历六年，冯
冯保真迹保收藏《清明上河图》在上面题跋，自署官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司礼监太监“。讲述曾于御前待奉皇帝时见到此画。他对《清明上河图》的画工大加赞赏，视之为“比隋珠和璧还要珍贵的东西“。由于当时
神宗皇帝朱翊钧才十六岁，尚未亲政，宫内大权由冯保操持，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此图是冯保从大内偷得。不仅如此，为了事后不被追究，冯保还杜撰出一个《清明上河图》已毁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冯保是明代一个颇有争议的“太监政治家“。他从嘉靖年间入宫，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朝。起先因书法出众受到明世宗赏识，当上秉笔太监;后又凭借与明神宗的特殊关系(大伴)提督东厂;用一身聪明颖悟、通权变达的本事，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混得风生水起。紫竹公园双林寺塔自神宗皇帝朱翊钧登基，冯保也攀上了自己一生权力的巅峰。他受遗诏(一说是“矫诏“)为顾命大臣，被神宗皇帝视为“内相“。作为一个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他颇识大体，主动联手张居正，改变了有明一代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恶斗不断、内外不睦、虚耗国力的政治格局;使得张居正政令所至，畅通无阻;力以赴、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新政“考成法“、“一条鞭法“，成效卓著地开创了万历新政的新局面，也造就了大明王朝最富庶的十年。
冯保学识不凡，颇有文人风骨。他在好友张居正的规劝与引导下，一刻不敢或忘自己的职责。对待神宗皇帝，他既是一名忠仆，又像一位严师。时刻督促着新皇进步(朱翊钧幼年时曾一度醉心于书法，就是受到他的影响)。他混迹深宫数十年，深明“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明知天威不可触犯，但是为了报答李太后的知遇之恩，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最终，他也因此遭到皇帝的忌恨，落得个抄家贬谪，老死江南的下场。
冯保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万历新政的一等大功臣，同时也是一名奸诈弄权的大贪官。包括《明史》在内的诸多正史记载:他因泄私忿陷害高拱，还假传圣旨“司礼监与内阁同受顾命“。他“贪财好货“，曾经接受张居正“七张名琴、九颗夜明珠、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等贿赂。他花费巨款，给自己建造生圹。在北京和河北深县(今衡水市)的老家，分别建造了两座叫做“双林寺“的家庙。而在他的手上，各种卖官鬻爵的事也时有发生。
除了政治上的表现外，冯保还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书法家。根据明代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三朝典礼之臣纪略》记载:冯保书法颇佳，通乐理、擅弹琴。他亲手制作的琴，被当时的人当作宝贝来收藏。
冯保的琴声我们今天是听不到了，他亲手制作的古琴，也不知道为谁所收藏。但我们今天有幸过能看到，他在传世经典名画《清明上河图》后的题跋。北京房山兜率寺内的一面石壁上，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刻下的《四十二章经》。据说，北京故宫里的佛家宝贝“须弥山“，原来也是由他供奉的。
“处事忌太洁，智人贵藏辉“。正如这世上没有绝对的黑与白一样。冯保不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人，甚至不是一个绝对的男人。
冯保是一个老谋深算、颇有见第的政治掮客;又是一个矛盾重重，身上带着浓重文人气息的儒者。(《明史》称赞他颇有“儒者风度“)
能够在史书上留下这样精彩的一笔，冯保足矣!
福王
朱常洵(1586-1641)亦称福忠王，俗称老福王，明神宗第三子，母亲郑贵妃。南明弘光帝朱由崧之父。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正月初五，母郑贵妃恃宠，欲立其为太子，遂引起争国本。万历二十九(1601)受封福王。四十二年就藩洛阳，得庄田二万顷，盐引千计。崇祯间，益沉湎酒色。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0年)十月十五日册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二十四日，家迁移洛阳府邸。从移居洛阳到遇害，福王共在洛阳生活28年。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攻克洛阳，被执杀。享年五十六岁。崇祯皇帝赐谥曰“忠“。
万历之所以对张居正和冯保进行历史的清算是有其原因的，最初对这两人是极为尊敬，但是后来发现此二人对自己虽然严格教导，但是却都有贪财及好色之名，并且非常之过，这些在历史上都有过记载，让万历产生逆反之心，特别是张居正，“擅长谋国，不擅谋身”，得罪了许多文武大臣，所以死后被大臣们清算。
从客观上来说，张居正的改革大见成效。明朝的历史发展到嘉靖、隆庆两朝，已是“纪纲颓坠，法度凌夷”，皇帝的统治力已严重失控。比如，大臣们上朝根本不讲什么朝仪，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这搁在任何朝代，都是掉脑袋的罪。不仅如此，官员们争权夺利，内阁首辅（宰相）几乎一年一换，换一次就起来一批、倒掉一批。当然最严重的还是财政危机，由于皇亲国戚大量兼并土地，又利用特权逃避税负，以至税源逐渐枯竭。比如隆庆五年，年财政总收入只有250万两，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如此之大，加上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开支，真可谓到了国穷财尽的地步。
张居正成为首辅后，经过10年改革，成果斐然。其一，整顿了吏治，加强了中央集权。至少谁也不敢在朝堂上随地吐痰和互相诟骂了。其二，在经济方面，兴修了水利，实行了“一条鞭法”，即把各种赋税、徭役总为一条，按实际亩数征收。既简化了手续，也免除了无地农民的负担，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其三，在军事上，任用戚继光等忠勇之将，加强了边防。总之，张居正把一个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因而人们赞扬他是“救时宰相”。
然而，张居正病死后，他以前的政敌马上反攻倒算，他本人遭“鞭尸”之辱，家人十余人饿死。更关键的是，他推行的善政或被废弃，或被篡改得一塌糊涂，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恰如明人笔记《野荻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以此观之，张居正改革不能称之为成功，只能视为失败。而他失败的原因在于操之过急、用力过猛，对不该由自己来完成的事做得太多，以至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那么，张居正败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不重视与皇帝的感情，轻视皇权。
任何事情的成败，跟领导意志关系极大。所以，一个经济策划中，往往要考虑如何取得领导的认同和支持。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一点，他让领导意志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却过于简单——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皇帝没有多少发言机会。明神宗即位时，不过是个10岁的小孩子，而且是张居正的学生。张居正当上首辅后，是朝廷中最有才干、最有权势的大臣，他想做什么，皇帝根本没有能力干预，也不敢干预。张居正倒是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经常老实不客气地要求小皇帝罢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勤读书，因为讲得太多，把这位小皇帝讲出了“逆反心理”。
张居正的权势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留下了极大的隐患。皇帝毕竟是皇帝，而且小孩子总会长成大人，哪甘心长期当一个学生或傀儡？尽管张居正抱着“周公辅成王”的心情，却难免遭来“曹操挟天子”的讥议。后来，有人把张居正列入“奸臣传”，当然冤枉，但也说明他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确有不恰当的地方。
第二，独断专行，过分打压朝臣。
任何经济改革，没有强力就无法推行，用力过强却容易伤人。所以最好用软硬两手，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张居正是个意志坚定、性格刚强的人，办事雷厉风行。他的新政制订后，就迅速推向国，根本不管地方官吏、百姓是否适应。谁敢阻挠，他就不客气地进行打击，遭他罢黜的官员不计其数。虽然他的政策有益于国计民生，仍难免招来“时政苛猛”的批评。对此，他不以为然地说:“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他认为，要想拨乱反正，必须用刚硬手段。
实际上，“刚硬”只是他喜欢的手段，而不是必须的手段。如果他采取一些温和的辅助手段，比如先在某些地方进行试点，让大家看到好处后再向国推行，等等，反对的声音也许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在当时，任何反对者都挡不住张居正的铁拳。然而，强硬手段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只会留下怨恨。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失策。
第三，重利而轻谊。
一件商品是否被人接受，不仅取决于它的内在质量，还取决于围绕它所作的一切工作是否招人喜欢。假如某个推销员觉得自己的商品很好，硬塞给顾客，即使价廉物美，顾客也会反感。推行经济政策也是如此，政策好，还要推行的方法让人乐于接受。
张居正就像一个喜欢“硬塞”的推销员，只重实际，不太考虑别人的心情。所以他被看成一个不讲感情的人。他曾严厉惩治一些皇亲贵戚及地方豪强，并警告其他人说:“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那些被惩罚的人都跟张居正平时有交往，有的还是他的恩人，他们犯了法，惩办是应该的，但最好做得策略一点，或者把得罪人的事授权给别人去干，或者事后进行沟通，保别人的面子。
所以，张居正得罪人，不一定是非得罪不可，关键是他喜欢板起面孔做事，不太注意别人的自尊。老子说，“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一个人正直廉洁是好品格，但行事还是要做得圆润一点，尽量不要伤害别人，在办好事情的同时，也要尽量照顾别人的心情。
第四，轻视风评，不顾舆论。
古人云：“众口烁金，积毁销骨。”在舆论的作用下，一个好人可能被当成坏人；一件好事可能被当成坏事。所以，搞策划时，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媒体和公众舆论进行宣传造势。
在古代，除了政府发布的文告和百姓的议论外，读书、讲学者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体，所以当权者一般不愿意得罪文士，就像现代人不愿意得罪记者一样。张居正却经常指责读书人清谈误国，还说：“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在言必称孔孟的时代说这种话，确实够前卫的，无疑会让读书人不高兴。张居正的才智、忠诚和功绩跟诸葛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读书人的口诛笔伐之下，几乎成了奸臣。甚至有人用“张居正，居心不正，黑心宰相睡龙床”这样的联语污蔑他跟皇后有染，可见读书人的笔墨是何等毒辣。
总之，张居正得罪媒体，是他的一大失策，他的变法后来垮得那么快，跟舆论的毁灭力量有很大关系。
第五，没有选好接班人选，晚节不保。
如果张居正选好了一个接班人，培养了一批精干力量，他的改革原本是可以成功的。但他没有。主要是他急于求成，没有在培养人才上多下功夫。而且他太强大了，只需要执行者，不需要思想家。所以他任用的官吏大多不是能独当一面的大才。他病死后，继任者张四维、申时行之徒推翻新政，下面的人只知执行，竟没有人敢抵制。申时行给张居正定下“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项重罪，为之申辩者寥寥无己。可见张居正虽然做事成功，做人确实很失败。
张居正的经济策划做得很好，推行得也很成功，只因一些个性、办事风格等方面的原因，竟招致盘失败，确实是一个历史遗憾。如果改革成果没有被摧毁，大明将出现中兴局面，国运也能延长若干年，那么日后满清入关的事也可能不会发生，中国历史又是另一番景象。
个性决定命运，而对于左右国家方针大计的人来说，个人命运又会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作为策划人，应该谨小慎微，让情绪化的东西越少越好，让理性的东西越多越好。尤其要克服急于求成的心理。事情有它本来的规律，事情有它本来的道理，是急不来的。如果心理预期过高，拔苗助长，反而会坏了大事。只要点点滴滴地把该做的工作做好，只要心平气和地把人心理顺，自然水到渠成，又何必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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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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