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奸臣和忠臣还有流寇？

***第十九章奸臣和忠臣还有流寇？

万历心想：不可否认，魏忠贤是个大奸臣，但是这个大奸臣因为出身贫穷，没得出路只好把自己阉了才进了宫，也是贫苦人家，所以对百姓方面还未做得过分，所颁发的政令都还能让百姓有饭吃。

不象东林党人，虽然也有忠君爱国之人，但是一旦形成群党则为了反对而反对，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因为是政敌提出的就大加贬斥，党争已经让国家陷入灭顶之灾。

而且东林党派多是大地主大财阀世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居然反对国家收税，还这是与民争利，我也真是无语了，如果当初崇祯皇帝能够向这些人收到应收之税，也许国家就不会没钱打仗了，也许历史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东林之恶甚于魏阉之害，但是两者并存之时，国家尚能运转，任何一边独大则国家即刻陷入无边的黑暗，可见是权利侵蚀了人心，为什么一个好皇帝可以避免许多坏事发生，象唐朝李世民可以宽容对他的攻击而不打击报复，但是党派绝对不能。

万历想不明白这些事，也不想去想了，反正有我蜗牛在，这些烂事就通通不会发生，我只杀对国家有害之人，反对我的人只要对国家有利，只要你不贪，我也不会杀。

想到这里，万历对魏忠贤：“朕知道你是个利害之人，但是要守规矩，规矩就是你必须都听命令行事，你能做到吗。”

老魏看着万历的眼睛象刀子一样深深地看透了他的内心，吓得赶紧答应能够做到。“那就好，朕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让你做的事情一件也别做。”“诺，陛下”“从今日起，你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与王承恩一起负责批红吧！”万历冷声道。

“啊，真的啊，我不是做梦吧，谢陛下，奴才一定粉身以报陛下大恩。”“别高兴太早，你要帮朕把那些反对朕的人都调查清楚，看看他们身家是否清白，是否做过对不起朕和国家的事情，如实调查，如果是忠臣，即使是反对的朕的人也要保护，朕喜欢忠臣，老魏你明白吗？”“是，陛下，奴才一定照办”“下去吧。”

过了没几天，据老魏的暗中调查，此前反对皇帝的有东林也有浙党，这些人都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家族，有许多户人家为了避税纷纷投奔他们，因为他们的家族读书人多，秀才以上功名不少，但是大部分的人尚未发现劣迹，只有少部分人家在地方名望不好，做过许多不法之事，欺压良善，已经写了一个清单，请皇上过目。

万历接过来一看，这还叫少啊，有上万个官员，看来上次没杀干净，还有作恶的。立刻下令，老规矩，有证据的现场杀掉，凡是对百姓不好的，民愤大的一律斩立决，家产充公，男的为奴，女的为妓。万历又发了笔财。

只是可惜，这大部分官员都是依靠国家制度的漏洞发财，算不上人品问题，没办法杀。老魏谁屁股没屎，几板子下去都招了。

历史上有部分观点是，魏忠贤不死，明朝不灭，为何？就是因为东林党的死敌老魏死了，所以明朝被这帮家伙祸害完了。

其实蜗牛认为，崇祯皇帝逼死魏忠贤，打破了这个平衡，所以让爱钱的东林党人把大明给掏空了，这些人只爱财，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权利是他们生钱的法宝，为什么到最后，崇祯死的时候身边一个大臣都没有，只有王承恩这个太监。

因为东林只爱财，所谓的忠君，在最后关键时刻没一个大臣站出来保护皇帝，所以太监对于皇帝来，要比东林要忠心得多。

东林党的代表钱谦益，就是那个有名的“头皮痒，水太凉”故事，投降满清，从这帮人身上就能看得出，平时越是人五人六的，到了关键时刻最没骨气的就是这种人，反而没有太监血性。

所以万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太监比大臣靠谱，但是也要管严了用，这样他们就不敢乱来，还可以做许多自己不方便出面的事。

因为万历还有机器人也在调查，所以两下一比对，发现老魏办事很精细，没有差错，难怪当时能够得到天启皇帝的完信任，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办得不错，老魏，你家是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吧”“是的，皇上”“听河北河南那边天灾不断”“皇上圣明，我家就是因为这样，穷得只好把自己给阉了进宫混碗饭吃。”

现在冰河时期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虽然大家都在粉饰太平，但是按照历史上，万历年间的天灾鼠疫已经让数百万人死亡，只是因为古代交通和资讯不发达，各级官员掌握不到整体情况，只能看到一个局部，因此都没有意识到这此灾害对大明王朝有着什么样影响。万历年间河南灾荒影响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灾荒对河南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

在万历神宗掌权的四十八年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更是世所罕见。灾荒不仅仅给中央带来财政上的困难，更对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民众生活、人数量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受灾严重的河南地区影响亦是久远，不容忽视。

(一)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害

河南位于九曲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从黄土高原而来的黄河携带了大量泥沙，一遇平缓地带便逐渐堆积，致使地面河床越来越高，碰到雨水较多时节便造成黄河决。整个明代，黄河经常决，单万历一朝决已然达十次之多。“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垅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徒费工力。”[2]决堤而出的黄河水，不断冲刷着下游的农作物;面对自然灾害的无情，脆弱的农经济只能一退再退。自然灾害只会给无数辛苦劳作的老百姓带来伤害。遑论其他灾害的影响，单单黄河决一项水灾对农业造成的损害便是无法估量的。河水肆虐庄稼，淹没耕地，淹死民众冲垮屋宇，致使农业减产，物价上涨。相比水灾，旱灾对农作物的影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出现旱灾，农作物减产绝收亦是常事。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有甚者一年四季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水灾仅是其中之一。更雪上加霜的是许多灾害都是相伴发生的，如地震往往伴随水系决，旱灾亦是伴随着蝗灾和瘟疫。据实录载万历四十三年，“东省六郡自正月至六月不雨，田禾枯稿，千里如焚，耕嫂、贩夫蜂起抢夺，相率而求一饱”[3]字里行间我们便可知灾荒过后大地荒芜，千里之内毫无生机之惨状。水旱蝗雹等灾害对农业生产损害颇为严重，一旦灾害发生，农田转瞬间变为荒芜，各种农作物难以残存。灾害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牲畜的死亡，致使后期农业的恢复发展得不到充足的畜力保障，对农业恢复也带来诸多不便。

(二)灾荒对人数量、生活质量影响严重

灾荒发生之后，对人民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当其冲的莫过于劳苦大众：靠天吃饭的农经济无力抵抗大量的粮食减产绝收，更无余力在灾荒频发的环境中寻求生机，以致灾荒过后人锐减，生活状态极其悲惨。据曹树基先生统计，万历八年至十六年间，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四省死于灾荒和鼠疫的人合计约为700万人”[4]数目之巨令人触目惊心，短短八年间因灾荒等因素折损人数竟是如此，不难想象整个明代因灾荒人数量下滑之大趋势。“去年五月二麦已见垂成，忽经大雨数旬，平地水深三尺，麦禾既已朽烂，秋苗亦复残伤，且河决堤溃……于是扶老携幼，东走西奔，饥饿不前，流离万状，夫妻不能相顾，割爱离分，母子不能两，绝裾抛弃，老羸弱方行而辙什项刻身亡。”[5]字字如泣如诉，向我们展现出当时灾荒过后人民扶老携幼避灾之状，但灾荒波及面积之广，缺衣少食的穷苦大众又有几分气力可逃，无处寻觅安身之所。逃荒途中更是步步艰辛，以至于大部分中州贫民已无家室，人急剧下降，生活温饱都不济又何谈质量，到处一片饿殍遍野景象。据记载：“二十二年，河南大饥，给事中杨(东)明绘《饥民图》以进，巡按陈登云进饥民所食雁粪，帝览之动容。”[6]“河南灾侵异常，父子相食，寝食靡宁”[7]这两条史料体现了灾后人民为求生存不得已而食雁粪，更有在生死关头抛弃人伦亲情互食的惨状。灾荒过后不止影响的是人数量质量，原有的道德人伦在饥荒之年更是败坏殆尽，仅存的保有气节之人也是寥寥无几。

(三)灾荒对社会经济损害极重

灾荒过后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原因对原来繁荣的经济必然造成极大损害，“充分之劳动力，为农业之生产力构成第一要素”[8]，在古代，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会导致农业生产力的下降。灾荒过后农田荒芜，粮食减产甚至绝收，造成大量民众死亡，劳动力短缺让农业生产无力可使，农产品尚不足以自给，更无多余的产品供社会消费。势必造成供求不足，粮食短缺，物以稀为贵，粮价便大幅度上涨，早已贫困潦倒的灾民粮食都难以购买，更是无力消费其他商品。此外，劳动力的锐减更导致许多手工作坊无人操作，各种生活用品无处购买，整个社会都缺衣少食更何谈交换，“灾荒最直接之结果，即造成整个农村经济之崩溃，使国民经济之基础根本颠覆。”[9]市场上买卖双方缺一不可，此种情景下百姓均无购买力，市场商品无法流通也就致使经济衰败。

二、灾荒对河南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

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仅破坏社会环境，锐减人数量，侵害农业生产，还会造成大范围的人流动，社会动荡、人心不稳。灾荒的危害类似以石投水慢慢扩散波及。最初灾荒来临，百姓为图生存只是变卖牲畜，继而卖妻女，最后依然无计可施老少辗转，被迫流移，致使一遇灾荒便会出现大批流民。流民的生存状态是灾民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的存在大大促进了社会的人流动，给稳定的农业生产带了巨大的挑战，威胁社会安定。“这负戴道路的是复业流民，流民告称……一向在外乞食，背乡离井，日夜悲啼”[10]，流民被逼无奈，只能在外乞食他们只求裹腹一旦最低要求不能达到，不难想象他们便会铤而走险。“凶岁子弟多暴”，灾荒年份，灾民抢劫粮仓，变为盗贼爆发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臣惟河南浃岁灾荒，昨年尤为二百年来罕见。民饥困无聊，弱者饥死沟壑。壮者聚为盗贼，所在抢掠，家无宁字。”[11]生活所迫，过不下去的灾民相继愤起反抗既有的社会统治，触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万历河南灾荒的社会救助

万历年间，河南灾荒严重影响范围较广。脆弱的自然经济面对严酷的灾荒自是难以抵御，为避免更多灾民罹难，维护社会稳定，政府会出台各种政策最大限度的减轻灾荒带来的危害。就万历年间河南的社会救助主要有：政府的蠲免、赈济、地方的备仓等。

(一)政府的蠲免

在明代政府最主要的赈灾措施是蠲免蠲免是关于灾荒中勘灾、报灾、确定蠲免名目程度等一套完整的救灾体系。最初从洪武时期，无论什么灾荒，受灾程度如何必有蠲免。随着后来政策的变化，以勘灾报灾的程度，不同分量的减免。万历九年五月河南灾荒政府下令：“各项拖欠钱粮尽行蠲免以苏民困。”[12]明代的灾荒救助政策比起前代已是很完善，皇帝对民间的灾荒亦是十分关注，但往往事与愿违，在逐级实施的过程中便会出现各种纰漏，各级官员很难按制度圆满完成，这便大大降低了救助的效果。在自然灾害施虐百姓的同时，不乏宵之辈在暗地里中饱私囊，鱼肉百姓，而且这部分贪官所产生的危害远大于自然之灾，雪上加霜之苦令百姓无处伸冤。万历中期以后各种赈灾救助政策很少提出，神宗怠政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政府国力逐渐不支，在救助灾荒方面变得力不从心。灾害一旦发生对人民打击极大，单单依靠蠲免钱粮不足以解民困，而且中间还会有各种“蛀虫”，人民受惠程度一般。

(二)灾后的赈济

赈济往往与蠲免并行。灾荒发生之后蠲免政策并不能有立竿见影之功效，相反赈济便是一项既具体又深切关乎灾民性命的措施。明代最早关于赈济方面的条文政策便是洪武年间的赈粮发放标准“大六斗，三斗，五岁以下不与”。随着交换的频繁市场的发展，白银逐渐变为市面上通用的货币，万历年间张居正“一条鞭法”确定了白银合法化地位，此后政府对灾区的赈济便有米粮之类的实物变为白银，但并不是是银两。除了白银赈济还有比较重要的便是调粟。本地米粮不足便从临近的地方或京中仓储或截漕起运以补充饥民所需。在赈济的措施中，煮赈则是解民众之急需之策。灾荒过后在饥民聚集之处煮粥赈济，万历年间河南大灾钟化民多立粥厂以赈：“公念惟粥可以赈极贫，救垂亡之命，谕各府州县正官，遍历乡村，集保甲里老，奉善良以司粥厂。”[13]实施正确且及时的赈济，在灾荒发生后便能使灾民得到较好的救助，退一步而言，至少能保命安民，百姓不至于在灾后饥无所食以致饿殍遍野。但自万历二十七年以后，国家对灾荒的赈济则大打折扣，政府的救灾能力远不如万历初期。神宗在救荒上怠惰，上欲兴之下必甚之，各级官员更是玩忽职守。除此还出现一种特别现象：各级官员严重不足。官员作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枢纽，在严重缺员的情况下可想整个国家的状态。种种迹象表明万历中后期政府救灾能力有限。

(三)地方及民间救助

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救灾只是其中一部分，民间地方的积极应对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救灾要有积极的准备，首先必须要做到有备无患，未雨绸缪，仓储的建设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据记载：“预备仓之设也，太祖选耆民运钞籴米，以备振济”[14]这是明朝初期的仓储制度，后一直沿用。其中河南方志中记载着大量的地方官员建立仓储以备灾荒。万历年间，河南道监察御史钟化民：“臣惟积贮之法，在民莫善于义仓，在官莫善于常平。”[15]平仓用来调剂物价以便在灾荒之年更好的赈济灾民，义仓则是民众自救的一个产物，前期大多是有富民捐赠。平仓义仓在灾荒之年综合运用方可发挥出应有救济功效。除了建立仓储，地方政府还实行很多其他措施保障灾民的生存，以免饥饿的灾民转化为盗贼流民甚至发生起义，开仓施粥以工代赈等。万历二十二年钟化民在河南：令各府州县查勘，动工役，如修学、修城、浚河、筑堤之类，计工招募兴作，每人日给谷三升，借急需之工，养腹之众，公私两利[16]。农经济是分散的，单个来看力量弱救灾能力有限，但假如政府有正确的措施合理组织利用，分散的个体也能在救灾中发挥作用。万历四十四年七月，河南发生蝗灾，官府规定捕获蝗虫者官府给予谷物。万历十四年十一月河南官员题写：“中土灾殄，百姓流离。欲将开封等府地方湮淤河渠，动支仓库银谷及民愿自出力者通行修浚，并建设闸坝，以备旱涝，以为利兴聚民之政。”上从之[17]。在灾荒之后，地方政府与民间自救相辅相成，充分发动群众才能使救灾取得较大成果。

综上所述，明代万历年间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河南带来各方面的影响，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停滞衰退，人民生活贫困潦倒难以为继，一部分饥民为了生存转而变为盗贼甚至发动起义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政府面对灾后民众的惨状积极应对，蠲免钱粮，赈济百姓，地方和民间也想方设法以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害。但脆弱分散的农经济在面对强大而不可抵抗的自然灾害根本毫无抵御之力，而且万历年间灾害发生之繁，使人民毫无喘息之机。虽然社会各方面也实行社会救助，但这些对于频繁遭受灾难的人民来只是杯水车薪。万历中后期神宗怠惰逐渐的倦怠朝政，国力随之逐渐衰微，政府的救灾力量更是大不如前，灾民生活的更是水深火热。此后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与灾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今自然灾害仍是时有发生，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从历史上的灾荒问题中仍可以寻觅到很多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0.

〔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459.

〔3〕官修.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4〕鞠明库.灾害与明代政治[D].华中师范大学，2008.

〔5〕孙激，等.河南通志续通志(卷75)[M].台北：成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1839.

〔6〕张廷玉，等.明史(卷30)[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万历从老魏里得知，这些天灾**已经让许多人无家可归，其实很多地方都发生过乱民事件，只是因为很快被当地官府镇压下去了，要不就做了山贼流寇，只是当地官员从来不上报，所以大家都还以为天下安康，百姓还过得去。

万历觉得老魏的都是实情，更加坚定铲除这帮尸位素餐的官员的决心，当然还有这帮皇亲国戚，不把他们都宰了，天下的土地没法国有，有时候觉得其实简单粗暴未必不是好办法，中国封建王朝之所以300年一轮回就是因为土地集中的问题，每次一个新朝建立，都是将以前的旧王朝摧毁，将那些私有土地重新分配，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土地国有化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谁做谁就倒霉，张居正死后还不得安宁，就是因为触动了权贵们的利益，所以万历准备暗中找一个机器人来做。

记得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造反的农民起义军叫王二，于是就把这个机器人叫做王二，让他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河南造反。

并且，把南洋买来的粮食分了一部分以赈灾的名义送往河南，然后在河南境内，让王二和几个机器人把这些粮食给劫了，再找一个山头占山为王，收拢当地的饥民，暗中造反。

当地官员上报了这次事件，万历令官员追查此事，当地官员胡乱找了几个饥民当了替罪羊，万历也假装不知，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万历知道，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造反农民军，李自成和张献忠原来都是官员，因为种种原因也被迫走上了造反之路，因此，这两人也在那份名单上，一早就被王承恩安排到京城了，安排他们去对付建奴还是不错的，这两人都挺能打，而且生存能力超强。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鸿基，字黄来儿，又字枣儿，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

当时中原灾荒严重，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起义军中的主力军。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1645年5月17日，在湖北通山九宫山元帝庙遭村民误杀。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李自成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出生。自成出生在米脂河西200里的李继迁寨，距他的老家长峁鄢60多里(两地现均为横山地)。李自成的祖籍是米脂县李家站，在米脂县殿市镇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

《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

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而这个李家站正是当年党项拓跋平夏部从甘肃东迁后居住的地方。

杀官起义

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其父死后他去了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负责照看马匹。

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在1628年(崇祯元年)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驿站。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1629年(崇祯二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征战四方

李自成起事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挂的农民军。1629年，后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动，大将袁崇焕被皇帝凌迟处死。1630年王佐挂被朝廷招降，李转投奔张存孟(不沾泥)，为队长。1631年(崇祯五年)四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也降明。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逐渐剿灭陕西境内农民军。1633年(崇祯六年)，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同年，曹文诏率千余关宁军击败山西境内的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逃到河南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

李自成画像然而次年1634年(崇祯七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曹文诏被调到大同抗金，被围农民军从王朴处突围。是年六月，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误走兴安(今陕西省石泉以东的汉江流域)车箱峡。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为明军所截，“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陈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此时陈奇瑜释放李自成等人，派五十多名安抚官将农民军遣送回籍，甫出栈道，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复叛。

1635年(崇祯八年)，洪承畴任五省总督后围剿民军，民军退到河南洛阳一带。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荥阳召开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因争夺凤阳皇宫的俘虏太监和鼓吹乐器，李自成与张献忠结怨，李自成分军西走甘肃。

1636年(崇祯九年)，高迎祥在安徽被新任五省总督卢象升击败包围在郧阳山区。同年四月后金建国改清，六月清军第三次入塞。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抗清。兵部侍郎王家桢继任五省总督，高迎祥等突围。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西安时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李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明史》称其为“闯贼“。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农民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1638年(崇祯十一年)八月，清兵从青山(今河北迁安市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等人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卢象升在河北巨鹿战死。清兵澈退后，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冬天李驻扎在富水关南的生龙寨，并娶妻生子。

号称闯王

1639年(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再次反叛，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

1640年(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载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

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之后在一年半之内三围省城开封未果，最后一次1642(崇祯十五年)年黄河决堤冲毁开封。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十月在河南郏县败明陕西巡抚孙传庭。与此同时明朝对清朝战事不利，三月，洪承畴降清。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掠走三十六万人。

1643年(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3月，杀与之合军的农民领袖罗汝才。四月杀叛将袁时中。5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十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省。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破京灭明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东征北京，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今汾阳)、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蒲州(今永济)，隔日攻下怀庆(今河南焦作)，杀卢江王载堙。初五日(3月13日)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殁，初八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十六日，克忻州(今山西忻州)，官民迎降，代州(今属忻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余日，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被烧死。三月初一日(4月7日)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伤亡惨重，《罪惟录》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李自成下令屠城。当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初八日，兵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崇桢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李自成雕像

三月十五日(4月21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此事存疑，参见曹化淳条目)。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据《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最后崇祯前往景山自缢，史称甲申之变。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入北京之初，兵不满二万，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但从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大顺军于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留守北京者为刘亮与李侔。

据李自成入燕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时人许重熙在《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借谈迁之谓曰:“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但可信度并不高。计六奇认为:“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据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内地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西班牙银元与其他外籍银元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

战败覆亡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怒杀吴三桂家大34，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彻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1644年(顺治元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

1645年(顺治二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采避战的方式流窜，经邓州、襄阳，入湖北，《明史》记载李自成的死地“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五月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忠于明朝的程九伯地方民兵杀死，尸首不知何处，自成战死后，农民军悲怒交集，立即扫荡九宫山区，对当地民众予以报复性打击。《明史》也记载，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大顺军余部称李自成为先帝，其妻高氏为太后，李锦推举李自成三弟李自敬为首领。

死因争议

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城县九宫山，被清初的公私著述如《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罪惟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所知录》、《甲申传信录》、《明末纪事补遗》、《明亡述略》、《永历实录》等诸多史籍所记载。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存在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少数史料也有以下几种不同法:最具有传闻的是：被刘陆然、吴三桂鏖战致死，勇挫李自成20万大军。后刘陆然被封黑神王。

自缢

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源“;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杀死了李延。《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显示，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陆续发现的大顺档案记载李延为大顺昭侯，不是李自成。

误死

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李自成率二十骑到通城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

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而程九伯的宗谱明确记载“剿闯贼李延于牛脊岭下“，根本不是李自成，而且牛脊岭也不属通山九宫山范围。

夹山寺禅隐

观点: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录并补修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经学者考证，《李氏家谱》中李自成除姓名与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相同外，其余与李自成的籍贯、故里和祖辈、父母及夫人姓名等均不相同，显然不是大顺皇帝李自成。

人物评价

《明史》:“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南、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郭沫若:“李自成是农民革命史中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从陕北发动革命，以抗粮均田为号召，转战十余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词卒以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是，可惜他的战友们，特别是丞相牛金星，为胜利所陶醉，忽视了关外的大敌，终于为满洲人所乘，遭受了失败。“

阮英梓:“名山掩英骨，九宫千古，闯王千古;隽水添胜景，浩气长存，业绩长存。“

颠覆了明王朝的李自成，自己没能坐稳天下，却给落后于农耕文化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开倒车创造了机会。而那也正是西方各国以及近邻日本快速开始向工业社会腾飞的之际，所以当时的中国不是被打，不是挨打，是找打！李闯王，闯祸之王，实至名归！

后世纪念

李自成墓座落在通山县九宫山北麓，原墓围多古木，墓为长形土坟。坟北面有一几近湮没于土中的块石碑，镌“李自成坟“。清末有俗语:“皇帝坟，似蛇形，越长越长，墨青墨青。“(注:“墨青“一指坟周草木葳蕤，一谐“灭清“。)

1928年，国民革命军14军49师师长岳森至此凭吊，以高六尺、宽二尺，厚四寸，上镌楷书“李自成之墓“石碑更换原碑。

1955年6月，县文化科函请省文化局拨款修缮李墓，并由县人民政府主持重修。其时，掘墓验视，土丘之下，有棺室，室内仅存近似尘土的黑色物质一线，锈蚀马钉数颗。据当年参与培修的罗雄飞介绍:在50年代召开民间文学创作会时，有一姓王的农民，李自成是由他们王姓人安葬的。

培修墓座南朝北，占地300平方米，沿石基边缘，砌有一米高八方形块石护拦，墓葬位于石基中央，高约1.5米，为块石结构。墓顶竖2.5米高石碑，呈棱台形，阴刻郭沐若亲笔所题“李自成之墓“，墓正面刻有郭沫若撰墓志;左刻时任省高官王任重题词:“李自成是一位农民革命的伟大领袖“;右刻时任县长李仲秋撰“李自成之墓记“;后则放置原碑，陵墓四周，青松翠柏挺立，奇花异草相依。国民革命军49师师长岳森立1971年，湖北发电机厂在此处建厂，遂将墓依原样向东迁徙300米。工人在墓周植树，维护修缮。1991年因大雨，山体滑坡，墓遂倒毁。

1996年10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再度策划培修李墓，1997年4月竣工。墓建于九宫园艺场内，依原式样扩大，墓高9.5米，其中墓碑高4.8米。墓用广西白、蒙古黑、石南青等大理石砌成，增刻县高官熊传经，县长阮英梓撰“重修李自成墓记“。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行宫构思精巧，造型别致，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行宫内还设有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

当地政府对行宫进行了修葺，恢复了原来规模和景观，并建立李自成纪念馆介绍其生平事迹，正殿中安放着李自成的玻璃钢铸像。

其实很多人都是被逼无奈才走上造反之路的，不能他生而就是坏人或者好人，是因为形式和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李自成其实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可能是人善被人欺，先后两个老婆都背着他偷人，投军又被欺负，奋而造反。他和张献忠有很大地不同。***